如前几天，一则“关于江苏花桥、海永、启隆和浙江嘉善、规划进了上海”的消息在朋友圈炸群了。长三角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起资本、民意的躁动与狂热反应。

长三角尤其是江浙沪包邮区文化同源，本土的吴越文化和人口迁移带来的中原文化在历史演变中逐渐融合，再加上近代最先开放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共同形成了长三角的文化特性。

虽然从行政区域上分为省、市，但彼此间经济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通，有着不可割裂的筋骨关系。特别是在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方面，长三角市场活跃度向来很高。但在行政领域的一体化推进中，分分合合，有快有慢，一直在探索着前行。

一、长三角合作的前世今生

这次带有探索试验性质的区域合作出台了章程，搭建了合作框架，地域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福建等地，在坚持6年后，1988年6月，当时的国家计委发出通知，决定停止经济区活动。长三角一体化的第一次试验宣告结束。

究其原因，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阶段，寄希望于一个“横空出世”的机构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打破庞大和错综复杂的行政区隔阂，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这之后，民间的一体化仍在通过企业、市场在进行，但行政层面的合作暂时搁浅，各方都以抓好本地的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这一状况直到1997年有所改观，上海、苏州、无锡等10个元老加上5个新成员，通过平等协商，自愿组成了新的经济协调组织——长三角经济协调会。

2001年，沪苏浙发起了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由常务副省（市）长主持。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率领代表团赴沪苏访问，三地就建立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的设想达成共识。

2004年，在上海启动主要领导座谈会。

2005年，明确重点推进交通、科技创新、环保、能源等四个平台建设。

2008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0年批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体现了中央对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日益重视，长三角合作上升至国家战略，长三角地区也相应调整了合作机制。

2009年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正式成立，建立了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和若干重点专题合作组等工作机制。

2013年，中央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2014年2月，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至此，国家级“三大发展战略”浮出水面，逐渐成熟发展起来。

2017年4月1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试验区“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八个字激发市场无穷想象力。

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瞄准美国纽约、旧金山、日本东京三大湾区，力争打造成为世界上知名湾区。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形势下，长三角进一步加强紧密合作、谋划更长远大事就摆上了日程安排。也就有了后来在李强书记倡导下，成立跨区域工作机构。

二、长三角的区域发展特点

从个体来看，三省一市各具特点。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各自的特点，上海应该是“国际”。1843年开埠后，上海由小渔村跃居为十里洋场，一直处于东方连接世界的关键节点，对标的参照物是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不论是可见的高楼一定要是区域最高楼，还是意象中的工作目标“五个中心”中的每一个都剑指国际市场，力争在世界版图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接口”和“转换器”。

江苏应该是“厚重”，地理上横跨南北，经济实力雄厚，2017年已有 8.59 万亿元，超出京津冀三家总和 8.26 万亿。下设区的 13 个地级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城市名单，实力非同小可。科技、教育资源也非常丰富，普通高校就有 142 所，985、211就有 8 所，科研院所数量多且实力强，去年就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社科院公布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已连续两次超过广东，位居第一。

浙江可以用“轻盈”形容，有着七分山一分水二分田的自然基底，有着无所不在的民营经济，尤其是在搭乘了信息经济的快车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科技与创新创业要素的结合，相当于为其发展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如果没有阿里巴巴、吉利等一大批强有力的民营经济，浙江可能只是个山清水秀的休闲好去处，只能打“旅游”的名片，但有了高密度的资本后，山水就成了锦上添花的背景。

安徽的特点是“蓄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充沛的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底牌。比如在交通方面，合肥成为八纵八横高铁网中的“米字型”枢纽；在科创方面，在实验室序列中等级最高的国家实验室，安徽居然有3个（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同步辐射国家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同时还有国家综合性综合中心，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一系列重量级改革创新试点。这些优势形成了安徽厚重的内功，亟待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外力。

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几点认识和感想

长三角一体化的议题很多，随便哪一个小小的切口，都能做成一篇大文章。但万变不离其宗，长三角首先要理清的是扫清思想上的障碍，明确发展的方向。笔者以为，有几个认知误区需极力避免。

你有国际机场，我也必须有国际机场，你有科学大设施，我也必须马上建一个。然而一体化的关键在于要素能在区域内无障碍的流动，而并不在于无谓的攀比。

优质的资源不求所有、但求能用，加强区域内共建共享共用的平台建设是关键。比如大科学设施方面，北京上海合肥已经有了较好的光源设施，并且都在近几年里进行了更新，应该说在一段时间内还是能够满足国内一定量的科研需求。那其他地方就没有必要砸下重金建设类似的光源设施了，而应把钱用在刀刃上，建设符合当地实际学术或产业的科学设施，共同促进区域前沿性、基础性研究服务。

不管是京津冀、粤港澳，还是长三角，首先来讲，当前阶段的重点还是一个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我们可以看到，高铁、港口、公路、航道、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各方关心的重头戏。

要致富先修路，这种要素流动通道的贯穿打通了物质上的路，仿佛就连通了心灵上的距离，拉近了彼此的关系，降低了物流成本和制度成本。

这种联通有时是好事，比如说港口机场之间通过相互参股和联合运营，可能不需要建设新的机场和港口，就能够获得利益分成。这是大家愿意喜闻乐见的局面。

但有时候这种联通也会带来一些反噬作用。比如就有一些研究指出，对一些三四线城市来说，高铁开通带来人员和创新要素集聚有时可能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交通的便利使得要素流动变得容易，更加迅速，不仅没有集聚，反而加速向外扩散的趋势。

一体化不能回避利益问题，要知道“无利不起早”是真实人性，若是单方受益的格局，必然做不大、走不远。

正确理解及尊重对方的利益诉求，并不能以自己的利益诉求去否定和贬损对方的利益诉求，这点认识对于一体化中的相对弱方尤其重要。

一些地方在与核心城市对接时，如是抱有“挖对方蛋糕”的想法，犯了“该讲规则时讲感情”的主观先见，是很难推进而应该积极主动展现和销售自身的优势和强项，努力从增进对方利益的角度，挤入对方的经济体系，从而实现合作共赢，也能取得应得的一杯羹。

这种制度的先进性、公民素质的高低、公共服务的完善等不一定直接有指标反映出来，但却体现一个城市和地域的温度和力量。

相比较硬件，我觉得这方面还没有引起各地的足够重视。举个例子，我曾经几次在湖州汽车站购买回上海的汽车票，两个成人票加一个儿童票。可是，每次购票员都是把最后一排的三个座位给我，其中一个座位面对走廊，很容易被摔出去。上车后发现座位票根本就没有卖光，但为什么把最后一排最差的位置卖给带小孩的客人，实在是很难以理解。

第一次，我以为是偶然，可是第二次又是最后一排座位。我想，可能不买儿童票的话，反而可以拿到一个好位置吧，由此想到在上海是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可以选座位不说，如果是带小孩遇到最差的座位，服务员一般也会确定一下是否购买这个座位。

相反，在上海的一些消费场所，我多次被温暖到了。不论是在大饭店还是小饭馆里就餐，服务员看到带有小孩，不需要你说就主动拿来儿童餐具的事情，有很多次。

对待个体的消费者如此，对待企业，这种便利、透明、高效的软制度环境差异性更加明显。

如果整个社会服务存在的漏洞不能查漏补缺，则会增加制度成本、摩擦成本、交易成本，社会能级也就不能自然进化到一个更高的层级。